期刊详情JOURNAL INTRODUCTION
刊名: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主办: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周期: 月刊
出版地:上海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16开
ISSN: 1004-2229
CN: 31-1208/C
邮发代号: 4-496
复合影响因子: 0.804
综合影响因子: 0.486
往期期刊LAST JOURNAL
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12-2013)
来源期刊(含拓展版)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首页 > 学术活动 > 内容

市国际贸易学会、市世界经济学会主办系列研讨,共商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作者:
关键字:
摘要: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巨大。近日,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和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新兴经济体委员会主办系列研讨会,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和新冠肺炎得到有效控制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走向与格局等问题开展研讨。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二震教授

 

  这次疫情导致的危机与大萧条不一样。第一,这次疫情不是经济周期问题,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是短期冲击。尽管疫情短期内会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有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的风险,但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目前正在有序复工复产,给世界增添了信心。第三,疫情发生前,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运行正常,疫情过后,各国经济没有理由不出现明显反弹。

 

  疫情对国际产业链的影响不可忽视,可能导致各国政府和企业可能采取包括向安全度高的市场转移、加强国内重要节点布局等措施保障本国经济运行供给侧的安全。但即使如此,经济全球化仍是大趋势。以生产要素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有可能暂时受阻,但不可能逆转。此外,疫情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全球化需求,比如,医疗卫生相关产业,网络、大数据等信息通信产业。

 

  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参照江苏应对疫情的做法,一是稳定外资外贸基本盘,做到“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二是强化外资外贸联动发展,将招商引资作为稳外贸的抓手。三是严格执行《外商投资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

 

  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各经济体之间的关联与互通,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效率优化,但同时也加大了通过大量中间品贸易(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资本品和服务外包等)而引发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经历新冠肺炎冲击的严峻考验。

 

  与之前所遭受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局部性的自然灾害冲击不同,新冠肺炎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冲击实体经济、阻断人的流动、造成所有国家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多元交互影响以及引发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新冠肺炎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关联效应”,即一国发生严重疫情将影响向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前向关联),以及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一旦全球价值链断裂,每个国家都要承受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二是“牛鞭效应”。由于处在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往往维持比其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因此疫情所导致的下游需求萎缩将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到上游供给,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混乱与波动。三是“二元边际”效应,即新冠肺炎冲击将主要影响贸易的规模与数量(集约边际),而对贸易的种类与市场(广延边际)影响相对较小。

 

  新冠肺炎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程度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情况、市场的反应、各国救助刺激政策与国际合作。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与国别特征来看,新冠肺炎冲击在不同行业和国家不尽相同。复杂 GVC(全球价值链) 生产比简单 GVC 生产受冲击更为严重,因为前者涉及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多次跨境,因此,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技术复杂产品的制造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此外,新冠肺炎的冲击,对制造型行业与国家以后向关联为主,对资源型行业和国家以前向关联为主,对创新型行业和国家来说两种兼而有之。从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来看,短期内区域价值链的中心国家受到冲击最大,如亚洲的中国、欧洲的德国和北美洲的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出口贸易国,中国逐步复工生产对稳定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的积极向好意义。

 

  从中长期看,此次新冠肺炎冲击可能会重现或加剧价值链“国内化”的趋势。数字经济将通过数字化服务贸易与智能制造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同时也可以部分抵消制造业价值链“去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此外,加强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将成为在国际、国家和企业层面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湖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亚斌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的冲击,类似于新冠病毒对人体的冲击。如果人体没有大的基础性疾病,病毒的影响就小,反之则很大。反观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是存在不少基础性“疾病”的,如产能过剩、动能不足、结构固化等,对于外来冲击的“免疫力”就比较差,再加上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应对政策方面尚未表现出积极协同的趋向。因此,我的预期并不太乐观。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会在短期导致国际贸易总量下挫,甚至会在中长期导致国际贸易格局嬗变。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全球价值链。一方面,疫情倒逼各主要经济体加快实现价值链的本土化;另一方面,有些国家也想借疫情冲击之机推动产业链回归。这都有可能导致旧的全球价值链瓦解及新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贸易格局因而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如果疫情持续加重,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的压力,会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更坏的结果是,民粹主义、种族歧视、意识形态与文化对立,导致各主要国家的应对政策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在近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上,应进一步强化与友好国家在防控疫情方面的合作,并与外贸发展结合起来,针对重点产品、重点地区扩大出口;大力发展跨境电商,通过网上交易会、博览会、洽谈会等形式拓展贸易业务;对外向型企业进行有效扶持与救济,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我国应更积极地寻求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联动,加速推进区域性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我国具有产业体系齐全、市场体量巨大、基础设施健全和物流体系发达等优势,本身也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之一,这有利于我国构建区域性全球价值链。我们之所以需要国际贸易,是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规模经济,产生竞争效应;可以深化专业分工,产生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可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在过去的40多年,我国确实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颇多,但这种获益主要是遵从上述路径由我国改革开放内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其他国家欺骗或抢夺而来的。因此,我国既要坚定维护并推进经济全球化,也要在贸易保护主义面前保持应有的自信与定力;既要努力做到稳外贸,也不必不惜代价、得不偿失地盲目扩大出口。

 

  复旦大学文科处副处长、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

 

  全球资本流动环境面临四个冲击。第一,资本来源地和目的地都是现在疫情的震中,市场不确定性陡增。新冠疫情产生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第二,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均受到冲击。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受到冲击的主要是短期资本,但此次疫情首先影响的是实体经济,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即直接投资)都受到较大冲击。第三,发达国家的双向保护主义。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同时限制资本输出与输入,尤其针对中国资本流入的限制以及针对商品流动的贸易保护。第四,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接近极限。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准备对“微笑曲线”全产业链“通吃”、中国已经是中间品来源高地及越南、印度等国吸引外资能力尚无法与中国媲美。

 

  在我看来,资本流动前景具有三个趋势。第一,预计全球投资将步入低谷。针对资本流入,我国需调整依赖外资的发展思路,从聚焦外资转移到聚焦国内资本上来;针对资本流出,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不宜在此时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第二,美欧自顾不暇。根据当前疫情对美国的冲击影响以及美国政府的立场,预计中美之间双向投资不容乐观。同时,欧盟对来自我国的资本限制逐渐增多,但对于扩大对我国投资仍抱有期待。第三,东亚地区机会犹存。与欧美相比,当前我国最稳定的外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仍然是东亚。

 

  因此,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方案建议借鉴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并学习西欧“空客”模式,促进东亚合作产业发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孙楚仁教授:

 

  疫情爆发不是恶化而是改善了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疫情爆发降低了中美冲突,促进了双边合作,特别是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这是因为:第一,在两国经济和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的特殊时期,中美都需要对方的支持;第二,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美之间需要进行合作研究,例如基因组测序、流行病研究的数据交换和诊断、公共卫生措施领域合作以及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合作研究等;第三,疫情全球传播带来的抗疫困难,欠发达国家对援助需求增加,在多边交流和贸易受阻、全球价值链受到威胁之际,中美两国精诚合作非常有战略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疫情复合危机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需求端受到结构性冲击。第二,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第三,劳动失业迅速增加。第四,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对此,美国采取了相应政策,但这些措施面临诸多困难。第一,推出三轮经济刺激,但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率加剧了美债危机风险,且与美国自由市场的经济风格相悖。第二,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实施过于匆忙,约束货币宽松的客观条件使其成效有限。

 

  就此来看,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会有选择地扩大进口,对贸易伙伴国实施差别化贸易政策;对必需品降低进口关税,对可替代品提高进口关税,以弥补财政赤字和保护本国企业。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全球经济,频繁“退群”只是以守为攻策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由其自身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第一,美国财政政策面临债务危机压力,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有限,美国会倚重对外贸易政策并继续主导全球治理。第二,单纯的贸易、投资、金融全球化必须有经济治理全球化和经济以外领域的政治、文化、公共卫生防控全球化等作为保障。加强现有国际组织改革,提倡国家间群防群控,各国共同担负全球事务责任,才有可能尽快恢复世界经济常态。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会使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工厂大量关闭,长期则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丁一兵教授:

 

  首先,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在短期内对全球经济,尤其是贸易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尽管许多机构预计2021年全球经贸增长会出现明显反弹,但反弹时间和程度仍要取决于疫情发展情况。具体就全球价值链体系而言,第一,虽然暂时性的冲击已经形成,但相对中长期时间内全球价值链在结构性特征不变的情况下明显收缩的可能性很小;第二,虽然价值链分工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区域化、集团化特征,但全球价值链分割为几个独立性较强的体系也并不容易;第三,全球价值链的空间结构和内容结构仍会继续变化,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价值链转移和重构,但是否造成明显的长期结构性变化仍有待观察。从受影响程度看,国际化程度越高、生产链条越长、价值链空间分布越分散,受负面冲击的影响会越大。这也意味着未来企业在价值链安排上将综合考虑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的不同需求。

 

  就国家层面而言,美、中、德作为价值链网络的枢纽国家,受疫情冲击相对更大。中国作为价值链中主要提供中间产品、中下游产品的国家,由于受到下游需求和上游供给两方面影响,相比主要提供最终需求与主要提供上游产品的国家,在此次疫情冲击中其供给变化的对外影响与受到的外部影响都更加明显。同时,由于中国在大国中增长表现更加突出,对外依存度也相对更高,更需要弱化外生负面冲击的影响。从产业层面看,中国GVC参与度较高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化工、机械和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多数生产链条长、国际化和分散化程度高。考虑到中国作为东亚价值链网络枢纽的地位,以及维持就业、收入分配和外资相对稳定的需求,中国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大力维护多边经贸体系与多边合作平台、维护自由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运转。

 

  要判断疫情的中长期影响及全球价值链的长期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在疫情之前全球价值链是否已经出现长期结构性变化。在对现阶段全球分工模式与价值链中长期变化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贸易利得、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未来趋势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乃至价值判断。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教授:

 

  我们从存量、增量、变量的“三量分析框架”分析当今的世界格局。存量即经济全球化,目前“逆全球化”回潮,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困境;增量即技术进步,它促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基本动力。未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普及和商业化,技术的重要性将达到空前高度;变量是本次疫情,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萎缩3%。总之,世界经济格局显现多极化与不确定性态势,经济总量南升北降,新兴国家货币崛起,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成果显著,疫情之下需求、供给、债务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价值链上的催化效应和全球化的混合效应弱化了“贸易压舱石”的作用继而带来对贸易的长期冲击,甚至引申到对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中美关系依然远虑和近忧并存。对此,中国应采取坚持开放,参与治理,自我调整的应对策略。中国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中国也是全球贸易公共品的积极提供者,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微企业以及数字主权等问题上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也十分重视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将依托“一带一路”,加快推动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中美贸易之战具有长期性,未来中美摩擦会向更多领域蔓延,应做好充足准备,并应该就战略性问题加强沟通,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院长吕康娟教授:

 

  此次疫情多不同行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服务业来说,从时间上对比,现在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50%,大于2003年的40%,所以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影响大于2003年的SARS;从空间上对比,美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约80%,所以疫情对美国服务业的影响也远大于对中国服务业;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比,我国服务业中生产生活性服务比较多,而美国的娱乐产业占服务业比重较大,美国的服务业分支在中国人的消费领域中占比非常小。这说明不同经济体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对制造业来说,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约30%,疫情使中小微企业、国有企业都损失惨重,虽然国家给予了企业一些税费减免,但作用有限,并且未来的损失是未知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绝大部分制造业受到了致命打击,在疫情期间能够成功转型的企业是极少数的。从全球视角来看,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的断裂以及美国制造业回流都释放出逆全球化信号,未来系统性影响未知。

 

  对金融行业来说,疫情对开放型金融体系冲击强烈,向世界传导的风险非常大。我国应警惕美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短期资本流动性冲击,和因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涨导致的滞胀。

 

  尽管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但我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不会变,希望我国能有效拉动内需,利用好我国市场实现稳定的经济复苏。此外,本次疫情从侧面反映出数字化和智慧化的公共管理会是很大的增长点。因此,我们应当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浪潮,尽最大可能实现信息化发展,企业之间实现共赢。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镇璐教授:

 

  新冠疫情对商科专业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学科:对于工商管理,需要思考如何构建韧性企业以应对外部事件的冲击,迅速适应商业模式和行业结构的改变,并从变革中抓住机遇,部署企业的未来变革。不仅要学习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也要关注企业在极端环境下的生死存亡。企业可以把国家的需求与企业的自身发展相结合寻求生存,或实现企业的改革和创新,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新技术。

 

  对于工程管理,未来可与新技术结合推动工程管理行业向更加高效、透明、负责的范式转变,并改变工程管理的运作模式。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要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思考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入机器人;对高科技行业采用弹性工作制;对需要消费者聚集的行业可搭建网络平台开展业务。另外,还要顾及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和特殊时期企业的金融管理问题。

 

  对于物流管理,提出了更多应用场景的要求,无人化、少人化的物流场景将会有较大的发展。未来透明可控的数字化物流信息平台将会成为企业建设物流管理机制的必备内容。另外,物流设施的共用性、通用性会成为焦点,对多种业务的兼容性和对紧急业务的包容性是物流行业未来的发展点。

 

  对于信息管理,其是受疫情影响利好因素比较多的行业。未来,社会的基础功能将全面实现线上化,国民信息化技术将得到提升;无人化商业模式会迎来发展良机;流通行业也会实现数字化升级,许多社会职能的实现也将应用数字化。

 

  对于管理科学,应该思考如何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复工复产和统筹管理,结合新技术做出可执行并可复制、可推广、可评估的复工复产平台。

 

  上海大学MBA中心主任孟添博士:

 

  从经济层面来讲,面对本次突发的全球疫情与经济危机,欧美与中国政府出台的应对政策力度较大。总体上感觉,目前的货币政策,有的放失,较有成效。虽然国内疫情己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仍可能会面对较大负面影响,产业面临的风险还未显现开来,目前无法预测,要做好充分准备与尽可能的调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眼下只有拉动内需是促进经济复苏的最好办法。以消费券为例,这种财政补贴政策目前学界对它的作用评价褒贬不一。与1-2月全国消费受损量看,这次将消费券与金融科技相结合,即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放优惠券,不仅提高了实施效率,还可以提高发放过程的透明性、公平性与针对性,并可以更好地评估发放消费券带来的经济拉动效应,量化评估政策影响。但消费券仅是刺激消费的启动键,起到初始带动作用,并不能在长期带动消费,只是短期强刺激。长期还是需要政府在供给端降费减税,补贴企业,控制失业率,从而稳定消费。

 

  从管理层面来看,从企业的本质出发,在本次疫情中企业“创造与满足顾客需求”的基本商业逻辑并没有改。总体上,中小企业受到很大冲击,但也能看到一些亮点与创新。如受疫情影响巨大的餐饮业,一些火锅店跟随顾客需求的变化开拓了火锅外卖业务的新市场,成功转型;疫情对教育行业也有颠覆性影响,几乎改变了全国大多数老师的教学方式与对在线教学的认知,这种方式可能在疫情过后会继续延续。

 

  黑天鹅的到来似乎帮助我们认清行业中一直未去正视的灰犀牛,让我们学会正视改变,敢于舍弃既得利益,以开放的心态去适应改变,拥抱变化,寻找机会,不断创新。